【中国产经新闻】中国改革开放40年：环境保护在“荆棘”中砥砺前行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简简单单的几句词，就把我们带入到了一片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中。
　　《人·诗意地栖居》，是德国19世纪浪漫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有人认为，《人·诗意地栖居》凭着诗人的直觉与敏锐，意识到随着科学的发展，工业文明将使人日渐异化，而为了避免被异化，因此作者才呼唤人们要寻找回家的路。
　　其实，不管是我国的古诗词，还是国外的诗歌，无不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生活的向往。
　　事实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纳入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略之一。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环境保护“启蒙”
　　谈起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一切还要从1972年6月说起。1972年的6月，由瑞典倡议并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世界范围第一次讨论环境问题的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促使人们和各国政府注意人类的活动正在破坏自然环境，给人类自己的福利和生存造成严重的危险。
　　据资料记载，那次环境的会议有11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而我国也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了那次的环境峰会。
　　作为中国派出的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中国环保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曲格平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早在1972年的瑞典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达国家振臂疾呼环境问题的严峻程度，而发展中国家的认识极其粗浅，大都未予回应。并且会议单纯就环境污染谈环境污染，没有认识到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提出有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具体措施。
　　对于国际上的环保峰会，曲格平分别出席了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6月3日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从这两次国际环保峰会来看，中国庞大的代表团也表示出了发展中的中国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
　　很多年后，曲格平曾对媒体说，20年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了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找到了环境问题的根源，特别是双方共同认识到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性，愿意坐到一起合作，明确具体责任。
　　而事实上，1972年的那场环境峰会对于中国而言，也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环境“启蒙”，由此，一场与环境保护的改革也拉开了序幕。
　　据资料记载，环保部门设立时间最早是在1972年。当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大批鱼类死亡，在国家领导人的亲自过问下，成立了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
　　“1973年是中国现代环境保护的‘元年’，其标志就是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姜文来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1973年，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会议，并讨论了我国的环境问题。随后，我国第一部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性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等法规政策相继下发。
　　环境保护“四部曲”
　　自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尤为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不成对比。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个特殊的年代，我国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也遭遇了破坏。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环保事业历经了四个发展阶段。”姜文来表示，从1979-1992年这期间，由于我国环境污染较为突出，我国的环保事业也真正进入到了正规阶段。例如，标志性事件就是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该阶段将保护环境确立了基本国策。1984年国务院提出《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环境保护开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这部环境法的颁布，使得中国环境保护走入了法治化的快车道。
　　记者注意到，早在1979年9月13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这部法律的颁布，把我国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方针、任务和政策，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了。
　　不过，现实的情况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当时由于工业设备陈旧、技术较差等因素，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较为严重。
　　记者在199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看到，大气方面，1992年，全国废弃排放量10.5万化标立方米（不包括乡镇工业，下同）。废气中烟尘排放量1111万吨，比上年增长7.6%。二氧化硫排放量1685万吨，比上年增长3.9%。
　　姜文来说，从1992年-2002年，此阶段标志是实施了“33211”工程，即大力推进“一控双达标”、全面开展“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水污染防治，“两控区”（酸雨污染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大气污染防治、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等治理动作。在政策方面，《中国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十大对策》也随即发布并实施。
　　随着2003年5月4日北京某媒体刊登的一篇气象报道，雾霾一词也被民众所熟悉。而雾霾天真正出现在官方表述中是在2004年6月9日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文章说，记者在市气象台调出本市各气象站的汇报记录。房山、石景山、丰台等几个京西南的区县，报告出现的是霾天；而通州、昌平、顺义等气象站显示的是轻雾。市气象台负责人说，这是雾霾交织的天气，它导致北京目前能见度只有3公里。
　　雾霾天气的出现，使我国对环境保护也迎来了全新的治理理念。“从2003年-2012年这个年间，环境保护开始围绕着科学发展观展开。”姜文来告诉记者，其主要举措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环境保护是重大民生问题、探索环境保护新路等新思想新举措等。
　　姜文来说，从2013年到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阶段，环境保护其重要标志是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要求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对环境保护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更加强调环境保护，环境保护被纳入到前所有的高度。
　　开启环保事业话语权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环境保护不仅体现在政策、措施及理念上，其环保机构的身份也历经了多次改革。
　　1982年，国务院机构迎来改革，环境保护局也正式设立。直到1988年，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隶属于城乡建
　　设环境保护部的环境保
　　护局独立。
　　不过，虽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经从城乡建设部独立出来，但是在职能方面还是处于弱势。
　　曾有地方环保局局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环境保护监察曾经是闲职，安置退伍军人专业、接收老弱病残，并不是一个专业化的队伍。一些基层环境执法者也有类似的感受。以前检查更多是走程序，有人甚至当成出去遛达一圈，喝喝茶、维系下感情。
　　“环保是什么呢？没有枪、没有炮，只有冲锋号，只会吆喝。它（基层环保局）这个猫呢是地方政府养的猫，它这个猫能不能捉耗子，捉几只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不是环保部门说了算。”这是2007年9月9日央视《新闻调查》采访时任山西省环保局局长刘向东时介绍环境保护的“另一面”。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由于环境保护相关的制度体系并不完善，也导致了基层环保部门在治理环境时很难有所作为。
　　由于环境保护在执法中所表现出的“软弱无能”，在2008年，为解决话语权弱、职能交叉等问题，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升格为环境保护部，身份也由国务院直属机构晋升为组成部门。
　　值得一提的是，从环境保
　　护总局到环境保护部这一身份
　　的转变，使得全国的环保系统
　　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在面对资源趋紧、环境污染以
　　及生态退化等形势下，在2012年，
　　“美丽中国”被提出，同时还提出了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也就是经
　　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
　　2015年1月1日，新的《环保
　　法》正式实施，新实施的《环保法》不
　　仅在立法理念上有了创新，还赋予
　　了环保部门的督政、约谈等职权。在
　　新的《环保法》实施100天后，环保
　　部频频亮剑，先后约谈临沂、沧州、
　　驻马店、保定以及承德5个城市的
　　市长或副市长。
　　环保督政也成为了最大的亮点
　　之一。据相关数据显示，仅2015年
　　1-2月份，全国实施“按日计罚”罚款总额就已高达1238.96万元，实施查封、扣押案件高达527件。
　　“中国的环境保护可以说是从无到有，自上而下，中国的环境保护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代。”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环境监察局局长、洪泽区263办专职副主任宋玉洪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更好地打好防治污染战，我们还专门成立了263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主要职责就是协调各部门，督促各部门履行职责，以此促进环境治理更加有效率。
　　宋玉洪说,作为一名基层的环境保护的“守护者”，必须要严格落实环境监管措施，扎实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在环境执法的监管力度上也在加大。仅2018年以来，该区累计出动了1200余人次，对园区等重点企业开展环境看现场检查，并作出了行政处罚54起，罚款256万元。其中，责令停产整治的3起，移送公安局拘留3件，实施查封扣押23件。与此同时，我们还落实联动执法机制，积极主动加强和公安、法院、检察院进行沟通，对重点违法案件开展联合执法，极大地扭转了环境执法失之于软的态势。
　　事实上，在以往的环境治理中，上述记者列举的案例是前所未有的。
　　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组建自然资源部与生态环境部。据了解，此次环境保护部的“升格”与以往并不相同，整合以往的碎片化职能，并增设了相关的机构。
　　不仅如此，“生态文明”也成功入宪，这也意味着，我国在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上，用法治的“框架”为环境保护“保驾护航”。
　　环保部门一次次的“升格”，也体现出了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随着环保机构的不断改革及《环保法》的修订，《环保法》也不再是那只没有“牙齿”的“纸老虎”。如今，这只猛虎已经长出了全新的“牙齿”。而我国的环保事业也不再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