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斌博士就“粮食安全问题”接受多家媒体采访

    近日，我所草地科学与农业生态研究室尹昌斌博士就“粮食安全问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财经报等多家媒体采访，多家网站对采访内容进行了转载。

    尹昌斌博士从汶川特大震灾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灾后重建可能带来的大量石油需求及国际油价不断冲高是否会成为推动国内粮价进一步上涨的因素、国内粮价走向以及中国粮食政策问题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四川是粮食主产区，这次汶川特大震灾对我国粮食生产有多大影响？

    尹昌斌：这次特大地震的确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为5月份正是当地水稻栽插的季节，人员伤亡，抗震救灾以及灾后重建，投入到农业生产的有效劳动会有所减少，农用物资供应也难以及时到位，肯定会对当地粮食生产有所影响。不过，这次地震主要发生在山区，并不是四川的粮食主产区，商品粮数量不大，对我国今年的粮食生产与供应不会有太大影响。

    记者：但是灾后重建可能会带来大量的石油需求，近来国际油价又不断冲高。这会不会成为推动国内粮价进一步上涨的因素？

    尹昌斌：当前我国的农业已经是“石油农业”，也就是说，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化与自动化都离不开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在我国，仅化肥农药就占粮食生产成本的四分之一左右。石油价格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成本。自2004年以来，以美元计价的原油价每桶由40美元上升到最近的130美元，从而带动农业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石油价格快速上升，又使以玉米、油料作物为代表的生物能源制造变得“有利可图”，以生物燃料生产的粮食消耗增长迅速。

    受上述两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以玉米、大豆为代表的谷物与油料作物价格迅速上涨，受“替代”效应与“比价”效应的作用，逐步过渡为小麦与稻米价格的轮番上涨。

    从这个意义讲，只要油价不回落和弱势美元的趋势不发生大的改变，廉价农产品时代可能将一去不复返了。换句话说，“石油农业”正促使粮食告别廉价时代。

    记者：那么，多年来的“廉价”农产品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尹昌斌：长期以来，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依靠其早期工业化所形成的巨大积累、农业经济占GDP的份额低、强大的财政实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保护其粮农利益，对农业生产补贴，造成了全球粮食产品贸易价格的“低廉”，加之部分发展中国家受人口快速增长影响，国家粮食安全不得不依赖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但长期看，此种局面必然影响到本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粮食问题的症结。

    中国目前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

    记者：然而，一旦“廉价”农产品时代结束，发展中国家就会出现粮食问题，有的学者甚至将这一问题放大到“粮食战争”的高度。

    尹昌斌：根据世界粮农组织（FAO）关于粮食安全的定义：“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因此，说到底，这实际上是一场粮食价格危机，即粮食价格短期内的快速上涨，导致了低收入国家、而且依赖粮食进口国人民“购买力”的危机，部分穷人无法依靠自己的购买力获得足够的食物，才导致部分人口改由“每日三餐”为“两餐”，改“干饭”为“稀饭”。但市场上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人们买不起粮食。

    “粮食安全”的评价指标有粮食产量水平、库存水平、进出口贸易依存水平、贫困人口温饱水平等。FAO给出的粮食安全衡量标准有三：一是国家粮食的自给率必须达到95％以上；二是年人均粮食达400公斤以上；三是粮食储备应该达到本年度粮食消费的18％，而14％是警戒线。

    按照这一标准，200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5.015亿吨，谷物净出口为796万吨，大豆净进口3082万吨，粮食（含大豆）的自给率超过95％；按13亿人口计算，人均占有粮食也达到400公斤；2006年期末库存消费比约为35％，2007年期末估计约为40％－45％。

    因此，目前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更遑论“粮食危机”。如果一味地为保证所谓的“粮食安全”，可能导致“粮食价格危机”。

    记者：我最近注意到一组数据：5月中旬公布的CPI数据中，CPI同比上升了8.5％，但粮食价格仅上涨7.7％。事实上，一年来粮食价格也只是温和上涨。

    尹昌斌：与国际市场最近大米价格飚升相反，国内大米价格还有所下降，2007年粳稻收购价与销售价比上年下降了2.3％。随着5月份东北地区1千万吨粮食南运方案的实施，南方地区的稻价又呈现下跌趋势。

    据我近期在中部某省的调研，5月初粳稻的市场售价每百斤不足90元，甚至低于1995年的稻价。然而2007年国内农业生产资料上涨18.5％，钾肥价格上涨了71％，今年以来，化肥价格更是一路飚升。

    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粮食价格，包括稻米价格的长期低迷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上升的矛盾，不远的将来也许会真的出现“粮食危机”。

    记者：农民是天生的经济学家，他们会计算投入产出比。种粮不经济影响的不仅是农民，恐怕资本也会抛弃农业。

    尹昌斌：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几年前我到中部某省调研时发现，部分水稻田成了“放牧场”，因为当年稻谷价格在每百斤60元左右，而到2004年“五一”我发现，“放牧场”又变成了绿油油的水稻田，因为自上年秋天开始，稻谷价格又开始“恢复性上涨”，稻价回升到了80元左右。因此，我们要相信粮食生产者理性“市场人”的特性。

    记者：单纯地从保证粮食安全和服从于眼下控制物价的角度考虑，会不会反而影响今后的粮食安全？

    尹昌斌：对于一个人口13亿的大国来说，粮食供给的主体应立足于本国生产，进出口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起到调剂余缺、优化品种结构的作用。2007年我国以小麦、大米与玉米三大主要谷物进口总量为59万吨，而出口总量为855万吨，净出口量仅占这三大谷物总产量的2％。其中，稻米出口130.5万吨，不到消费量的1％。仅占全球4.2亿吨大米产量的0.3％。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看，粮食是国家的战略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特性；从粮食生产经营者角度看，粮食是一种产品，应赋予经营商品的特性，只有合理的价格，才能保证生产者的积极性，才能长期维持和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如果一味地为保证所谓的国家“粮食安全”，牺牲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只能回到低水平生产能力的时代，重蹈其他国家“廉价粮食”供应的覆辙，导致“粮食价格危机”。

    出口部分剩余粮食品种可以收一箭三雕之效

    记者：如您所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是否可以出口部分存粮，以减轻财政负担呢？

    尹昌斌：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当前国际市场价格回升的有利时机，出口我国部分粮食“过剩品种”，尤其是稻谷，目前每年产量大约为1.9亿吨，国内消费基本稳定在1.8亿吨。这样做，在目前至少可以起到三重作用：

    一是适当引导国内市场价格的恢复性上涨和适度涨价，不仅是长期建设和保障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根本出路，也是解决粮农收入低下、长期增长缓慢的实际需要。

    二是在国际市场价格大米价格大幅上涨，高于国内价格1倍以上的情况下，获得最大化的国际贸易收益。也有利于平抑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投机，为保障国际粮食安全发挥应有的作用，树立有责任的大国形象。

    三是至少目前，可以起到减少陈粮库存和财政支出的作用。前面已经说过，2007年底，粮食库存超过年消费量的40以上，特别是稻米90以上用于口粮消费，库存过高，必然带来大量的陈粮和库存费用，造成资源和财政资金浪费。